芦苇

陈凯歌用了大半年时间打磨剧本。1990年代初，陈凯歌在国外看到《最后的疯狂》（周晓文、史晨风导演），找到芦苇，希望他改编香港作家的小说《霸王别姬》，拍成一部京剧电影。小说作者李碧华是香港人，剧本需得有扎扎实实的京腔韵味，而其中的人物精神也需要重塑出全新的精神内核，这是陈凯歌要芦苇做的改编。芦苇是戏迷，一听故事背景就极感兴趣，他对陈凯歌说，“你找对人了”。为了更好地做准备，芦苇住到国家图书馆招待所，阅读大量文史资料，又通过反复听老舍《茶馆》的话剧录音，浸泡在京腔中，为台词创作营造环境。一个有趣的合作方式是，芦苇只准陈凯歌提意见，不准他动笔，第一版剧本写好后交给陈凯歌后，每个场次旁边批注“上”“中”“下”，分别代表“满意”“需交流切磋”和“改”。电影最终几乎完全按照芦苇写的第二版剧本拍摄，88场戏只拿掉了两场。其实当时芦苇嫌剧本太长，还试图再改一稿，被陈凯歌制止。

芦苇谈到《霸王别姬》电影剧本对原著小说的改编：“除了程蝶衣和段小楼是小说里的人物以外，别的人物大多都是我们重新塑造，都是他小说里没有的，比如关师爷、小四，这都是小说里基本上没有的人。小四是有一个影子式的人物，小说里没有他后来背叛的情节。我们把这个人物重新定位梳理了一下。你要是看过《霸王别姬》原著小说的话，你会发现跟电影的内容太不一样了。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言情的世俗故事，它的结尾是大团圆，程蝶衣最后还结婚了，娶了一个书记当老婆，最后还有什么访问香港，皆大欢喜之类的。可能也是过去那个年代一些人做出了选择之后的结局，它也是符合现实的，但就不是电影里的程蝶衣。《霸王别姬》原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苟且、是屈从。电影主题是不屈、是反抗。当时这个小说的格局，陈凯歌不喜欢，我也不太接受，小说提供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和主要的时间段，但别的我们都要重新设计创作的。”

芦苇谈到选择张国荣出演“程蝶衣”一角：“凯歌后来还是挺长一段时间更倾向尊龙的，因为考虑海外的市场，尊龙当时演《末代皇帝》反响巨大，已经是国际影星了，而张国荣只是香港的明星，不一定有海外号召力和知名度。后来凯歌问我还说你看张国荣和尊龙哪个好，我说尊龙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，古代皇帝（《末代皇帝》），张国荣的电影你给我调来一部我看看？我在他们家看了《胭脂扣》，看完了以后，我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主角选张国荣是最合适的。我说尊龙的线条太硬，没有张国荣的线条柔和女性化，咱们这个戏是一个旦角为主的戏，必须要考虑到这些特点。为这个事我和凯歌又争论了两三次，我们俩好像谁也没说服对方，当时凯歌的创作状态也特别好，他说既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我们开个会，集体投票吧。后来包括顾长卫在内的摄影师，还有录音师陶经和执行导演张进战我们5个人投票，结果是4:1，英雄所见略同。陈凯歌也就尊重我们的意见把这事定了。”

“文革”中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和一排人弯着腰，在会场上接受批斗。他的“黑帽子”是“国民党分子、历史反革命、漏网右派”。当人群中响起“打倒”的口号时，陈凯歌也跟着喊了起来。当时，戴红袖章的人让陈凯歌上台揭发自己的父亲。14岁的孩子并没有真正明白需要揭发什么，他迎着众人的目光站在父亲面前，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后来，父亲抬头看陈凯歌的时候，陈凯歌伸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。父亲似乎想躲，但没有躲开，腰越发弯了下去。推过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陈凯歌忽然特别想哭，强忍着的泪水一直流到了喉咙里……《霸王别姬》中，夹带了经历那个时代的人直面伤痕的诚挚，芦苇透露，批斗的那场高潮戏，就来源于此，“他亲自讲给我听的，我把这些用到剧本里去了，后来陈怀皑先生看到这一段戏时，潸然泪下。”

《霸王别姬》当年投资三千万港币，是妥妥的大制作。芦苇给自己开出三万港币的预算，在1990年代初，这是他人生凭借自己才华挣得的一笔“巨款”。此前他在西影厂做编剧，一个剧本，稿费扣去税费，才3700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