霸王别姬

《霸王别姬》缘起戛纳，1988年陈凯歌带着他的《孩子王》出席电影节，一位名为徐枫的女士主动相约会面，且拿着李碧华的小说专程来见他，见了便说做出这样一部电影非陈凯歌不可。陈凯歌说自己手下另一个片子（《边走边唱》）才启动，而徐枫竟真的花了两年半时间等他。

陈凯歌用了大半年时间打磨剧本。1990年代初，陈凯歌在国外看到《最后的疯狂》（周晓文、史晨风导演），找到芦苇，希望他改编香港作家的小说《霸王别姬》，拍成一部京剧电影。小说作者李碧华是香港人，剧本需得有扎扎实实的京腔韵味，而其中的人物精神也需要重塑出全新的精神内核，这是陈凯歌要芦苇做的改编。芦苇是戏迷，一听故事背景就极感兴趣，他对陈凯歌说，“你找对人了”。为了更好地做准备，芦苇住到国家图书馆招待所，阅读大量文史资料，又通过反复听老舍《茶馆》的话剧录音，浸泡在京腔中，为台词创作营造环境。一个有趣的合作方式是，芦苇只准陈凯歌提意见，不准他动笔，第一版剧本写好后交给陈凯歌后，每个场次旁边批注“上”“中”“下”，分别代表“满意”“需交流切磋”和“改”。电影最终几乎完全按照芦苇写的第二版剧本拍摄，88场戏只拿掉了两场。其实当时芦苇嫌剧本太长，还试图再改一稿，被陈凯歌制止。

“文革”中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和一排人弯着腰，在会场上接受批斗。他的“黑帽子”是“国民党分子、历史反革命、漏网右派”。当人群中响起“打倒”的口号时，陈凯歌也跟着喊了起来。当时，戴红袖章的人让陈凯歌上台揭发自己的父亲。14岁的孩子并没有真正明白需要揭发什么，他迎着众人的目光站在父亲面前，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后来，父亲抬头看陈凯歌的时候，陈凯歌伸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。父亲似乎想躲，但没有躲开，腰越发弯了下去。推过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陈凯歌忽然特别想哭，强忍着的泪水一直流到了喉咙里……《霸王别姬》中，夹带了经历那个时代的人直面伤痕的诚挚，芦苇透露，批斗的那场高潮戏，就来源于此，“他亲自讲给我听的，我把这些用到剧本里去了，后来陈怀皑先生看到这一段戏时，潸然泪下。”

芦苇谈到《霸王别姬》电影剧本对原著小说的改编：“除了程蝶衣和段小楼是小说里的人物以外，别的人物大多都是我们重新塑造，都是他小说里没有的，比如关师爷、小四，这都是小说里基本上没有的人。小四是有一个影子式的人物，小说里没有他后来背叛的情节。我们把这个人物重新定位梳理了一下。你要是看过《霸王别姬》原著小说的话，你会发现跟电影的内容太不一样了。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言情的世俗故事，它的结尾是大团圆，程蝶衣最后还结婚了，娶了一个书记当老婆，最后还有什么访问香港，皆大欢喜之类的。可能也是过去那个年代一些人做出了选择之后的结局，它也是符合现实的，但就不是电影里的程蝶衣。《霸王别姬》原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苟且、是屈从。电影主题是不屈、是反抗。当时这个小说的格局，陈凯歌不喜欢，我也不太接受，小说提供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和主要的时间段，但别的我们都要重新设计创作的。”

原小说旧版中的结局是程蝶衣和段小楼若干年后在香港的浴室相见，都没有穿衣服，坦诚相待、回首前尘，感慨不已，然后出得门去，各走各路。陈凯歌跟李碧华说这个结局得改，不满足。“实际上还得说当年《芙蓉镇》（1986年）在80年代的中后期引起的争议，曾经有日本电视台组织中国两代导演辩论，辩论主题就是‘文革’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去面对这十年浩劫的。《芙蓉镇》当然是传世作品，日本评论家说那句台词‘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’最动人至深。当然谢晋是我的老师，是我家的世交，又过了20年，我更懂得他那句话里惊人的强韧生命力。但对于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我来说，却始终有那么个想法——当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，或准备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时，甚少有人抗争的静默才是最可怖的。”所以，陈凯歌还是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到程蝶衣身上，经历了十年浩劫的“霸王”和“虞姬”，终于有机会又站在物是人非的舞台上，程蝶衣就在《霸王别姬》的故事里，像虞姬那样面对霸王自刎而终。“这个结局在当时也是受到激烈抨击的。有人说这个情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，甚至是反动的，‘文革’都结束了，他怎么反而自杀了呢？蝶衣的自杀跟政治无关，程蝶衣在演一个个人的故事，个人才是我书写的兴趣点所在，历史和政治都是饱满个人形象背后的氤氲隐隐而已。我的结局是，程蝶衣就是想告诉段小楼‘我爱你’，虞姬一直爱着霸王，并且要用死再最后一次告诉你，‘我爱你’。”无疑这是犀利而极端的人格呈现，陈凯歌自知风险，便更加精心铺排了一系列的笔墨。“反复琢磨，我加上了一个小说里没有的情节，他是六指，斩断六指他就成了一个女人。后来再有那句‘小尼姑年方二八，正青春被削去了头发’，以及程蝶衣如何不断念错这句被打，都是从六指情节里生出来的，说到底是他如何开始拒绝成为男人，他的童年记忆注定了他会崇拜虞姬，因为虞姬是从一而终的，所以他要求段小楼以对虞姬的态度来对他。这个失落的理想，自然达到自杀的结局。”

芦苇谈到选择张国荣出演“程蝶衣”一角：“凯歌后来还是挺长一段时间更倾向尊龙的，因为考虑海外的市场，尊龙当时演《末代皇帝》反响巨大，已经是国际影星了，而张国荣只是香港的明星，不一定有海外号召力和知名度。后来凯歌问我还说你看张国荣和尊龙哪个好，我说尊龙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，古代皇帝（《末代皇帝》），张国荣的电影你给我调来一部我看看？我在他们家看了《胭脂扣》，看完了以后，我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主角选张国荣是最合适的。我说尊龙的线条太硬，没有张国荣的线条柔和女性化，咱们这个戏是一个旦角为主的戏，必须要考虑到这些特点。为这个事我和凯歌又争论了两三次，我们俩好像谁也没说服对方，当时凯歌的创作状态也特别好，他说既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我们开个会，集体投票吧。后来包括顾长卫在内的摄影师，还有录音师陶经和执行导演张进战我们5个人投票，结果是4:1，英雄所见略同。陈凯歌也就尊重我们的意见把这事定了。”

“程蝶衣”是张国荣塑造的最为刻骨铭心的银幕形象，而对他本人来说，这个角色同样意义重大。张国荣生前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首次观看《霸王别姬》的感受：“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我以后会越来越减产，不会再拍烂片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我希望得到人家的尊重，而拍到一部好的电影，我完全感受到尊重的满足感。”

回忆跟张国荣的合作，陈凯歌在一次接受周刊采访时表示，他第一次看到张国荣的虞姬扮相，整个人都惊住了。“他不怎么抬眼，眼帘就那么垂着，本来京剧的化妆和箍头都使眼角稍稍往上，而他又不怎么抬头，那真是千娇百媚。”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则是程蝶衣犯烟瘾，段小楼来看他。剧本里设计的动作是张国荣要用一根拂尘的尾巴打烂一整墙的镜框，墙上挂的都是两人的合影。开拍前陈凯歌相当紧张，担心如果一次不过，光打扫屋子就很耽搁工夫。“这是一个斯泰尼康的运动镜头，我一再地跟顾长卫说，焦点千万跟紧，别人家演好了，咱虚了。拍之前我也留心两个演员的状态，看张国荣是铁青着脸，张丰毅坐在旁边咬牙，我就跟摄制组说快快，这两人都进去了。果然一开机张国荣就疯了，然后就是拿着棍子乱打这墙上的镜框，玻璃碴四处飞溅，张丰毅在后头抱着张国荣也是丰沛的感情，可以说现场两个人的表演已经惊心动魄，我不禁对自己说，这哪是烟瘾犯了发疯啊，这是人在眼前爱不得的极度痛苦，是面对不公命运，拼尽全力的反抗。”当陈凯歌喊停，张国荣却已哭成泪人，久劝不止。陈凯歌说：“我劝不住也急，说你还真是哀哀如丧考妣啊，人戏不分。”还有一个细节，陈凯歌记到了今天。那是拍张国荣走路的一个简单镜头，走着走着，镜头里的他突然就站住了。“我吓了一跳，不过他只提起脚轻轻地抖了抖，之后又接着往前走，我才注意到原来那地上有很多煤渣子。”这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脚，相当传神地表现出了程蝶衣的洁癖，陈凯歌说：“原来所谓‘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’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
陈凯歌说，当时为了让张国荣安心，他专程去了一次香港，见面说明原委，又简单交代了有关电影的进展，张国荣一点也没计较。没过多久，张国荣就来到了北京。“完全没有耍大牌，他一个人来北京，学戏一住就是半年，到后来每一次来北京，他都还要去见当年教他戏的师傅。怕他在北京生活不熟，我从摄制组里找了个人算作他的临时助理，在生活上对他有一定的照顾，开拍了也就是有一辆很普通的车，早上几点化装就按时去接他，到了就在北影拍戏。片场上张国荣也没有任何生活上的额外要求，偶尔为之的是，如果收工较早，又是春和景明的时候，他就说咱们去喝杯咖啡吧。那时候交通很畅通，我就会从北影厂开车到贵宾楼，到那去跟他喝一杯咖啡，但之后我再问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，他肯定说吃饭就算了，我还得准备明天的戏，也就各自回家了。旁的嘈杂场面事儿一概没有。”

李碧华对“段小楼”一角最早看好的人选是成龙，而且成龙也是戏班出身。而成龙怕这部影片的同志色彩会影像到自己的形象而谢绝了。

“菊仙”一角原本在梅艳芳与巩俐之间选择，最终选定巩俐出演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国际市场。因为当时巩俐是中国影星里国际影响力最强的一个，《霸王别姬》为她大幅度增加了菊仙的戏份，境外版本的影碟封面大半张封面都是菊仙的头像。

一般电影为了节省经费，都是按场景排工，同一场景的戏安排在一起拍完。《霸王别姬》为了情绪上的连贯，是按时间顺序排工的，就是说电影中前边的戏是先拍的，后面的戏是后拍的，结尾的戏是最后拍的。尤其是张国荣扮演的“程蝶衣”这一角色，入戏越来越深，演绎得越来越精彩，到电影的后半部分，陈凯歌认为他的表现已经超出自己想象，不再对他做指导，是任由他自己发挥的。

本来不是第一人选的张国荣，却因非常敬业且为人真诚，给了剧组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在剧中饰演程蝶衣徒弟“小四”的成都演员雷汉回忆到，那时内地还没有演员明星制的概念，影片也很少考虑市场，所以演员压力不大，竞争也不激烈。张国荣带来了香港成熟市场下的演员作风，极端认真，被称为“戏痴”。也有人认为，这部戏的成功，是张国荣以他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改变了陈凯歌的轨迹，也推动了陈凯歌的艺术思维。制片主任白钰记得，每天中午，演员要从北影厂的摄影棚去大门外吃饭，这点时间张国荣也要利用上。他穿上戏服，边走边甩水袖、练步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张国荣第一次到内地拍戏，练国语台词也是个苦活，每次开拍前他都要拉上张进战，把台词小声地说一遍，让他纠正。入戏极深的张国荣应了剧中段小楼所说“我是假霸王，你是真虞姬”那句话，从眼神到动作，时时刻刻都在体会程蝶衣。白钰说，陈凯歌的信心是在剧本修改、与演员互动当中一步步加强的。张国荣认真的劲头也和大家互相影响着，白钰说，“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长，拍完一场戏，演的人过瘾，看的人也过瘾，都期待着下一场”。于是片场“好似一盘流动的活水，每个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”。

演“小四”的演员雷汉在“文革”中出场，1962年出生的他认为自己对“文革”体验还不是特别深，“陈导就反复启发我，要演出年轻人那种特别兴奋的情绪，小四在这里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感觉”。小四与师傅程蝶衣决裂的那一场，他回头的一幕反复拍了多遍，“到底拍了十几遍也记不清了，导演一定要我的决裂有爆发力，所以不断重复地拍，陈凯歌完美主义的性格非常鲜明”。

1992年，陈凯歌执导《霸王别姬》，他的父亲陈怀皑担任片中“艺术指导”，多数时候是静静地在一边看陈凯歌导戏，在关键时刻给陈凯歌出主意。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老爷子就像一个救火员，他不会仗着自己的权威现场发话，而是拍戏下来后做很多细致的修补协调工作。”陈怀皑的作用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举足轻重，他呕心沥血地付出，但把所有的荣誉和成就都让给自己的儿子。当年陈怀皑就说过，他不怕死，但也不想死。他还想看看后代的成就，看看陈凯歌、田壮壮，或是张艺谋。次年，陈怀皑去世。

《霸王别姬》总共拍了6个月，在1992年，从料峭春寒的2月下旬拍起，一直拍到炎炎烈日的7月下旬。北京国子监孔庙拍斗争会的那场戏拍在7月初，骄阳似火，而剧情里对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批斗也还是在火堆前。“热到拿摄影机拍火苗子已经看不到颜色，空气也成了一浪一浪的热。张国荣、巩俐、张丰毅都在，尤其张国荣满脸是戏妆，但得涂得乱七八糟，身上裹着稀烂的戏服，就是‘文革’遭迫害的样子。那也是感情很重的一场戏，控诉检举，大义灭亲，人近乎疯魔的状态，整整折腾了一天，辛苦可想而知。那天有个著名的法国演员伊莎贝尔·于佩尔也在现场，就定定地在那里看这三人演了一天，临走时跟我说，真是太棒的演员，太棒的电影。”

张丰毅告诉记者：“其实，内地很多观众对张国荣的了解是自程蝶衣开始，所以对他有个印象就是阴柔妩媚。实际上张国荣一贯是英气勃勃的小生形象，与程蝶衣相差甚远。为了把他改造成这个男花旦，剧组和他本人都下了好大功夫。剃了他的眉毛，因为太粗太直了，这回要修剪成纤秀的形状。为了让他保持消瘦的体形，结果常年健身的张国荣在《霸王别姬》里瘦得整个人都细了。还有他的胡须，张国荣的胡须比一般人浓重，长满半张脸颊，每天都要剃两次，梁朝伟曾经羡慕地说：‘为什么张国荣可以蓄络腮胡，我就只能蓄山羊胡’，为了符合蝶衣的气质，化妆师刮干净胡须还不够，还得在他脸上涂粉来掩盖，但是有些镜头仍然可以看到一片青色的须根。”

拍《霸王别姬》是张国荣第一次北上，香港朋友都为他捏一把汗，张国荣自己也很紧张，带了一大箱药，拍摄期间成了剧组公用药品库。到北京他水土不服，人迅速消瘦，他说这样挺好，更符合角色形象。

在《王牌对王牌》录制现场，张丰毅回忆与张国荣的“程蝶衣”第一眼对戏的时候，就觉得“他是天生的适合‘虞姬’”。而当年为“程蝶衣”上装并担当京剧指导的宋小川，说起张国荣就泪不自禁，谈起当年哥哥拍摄电影的敬业，他告诉大家“他只要扮起京剧装就不卸妆，一戴就是17个小时，完全进入程蝶衣的状态”。电影里，张国荣需要诠释虞姬、杨贵妃、杜十娘3个风格迥异的旦角，每个人物年龄、性格等角色特征都不相同。为了精准诠释3个角色，从来没有京剧经验的他细心研习。《贵妃醉酒》那一段，学戏多年的普通旦角未必能拿得下来，而电影中那一个“舒广袖”的旋舞卧鱼动作，却是由张国荣本人一气呵成演下来。这就是他对演戏的态度。在电影拍摄的那段时间，即便收了工，张国荣的坐姿仍然保持双膝夹紧的样子，与他一贯大大咧咧的随意模样大相径庭。即便是赶上拍脚步、胳膊等特写镜头，哥哥也坚持不请替身，他认为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是通心的，就算是局部镜头也有着某种情绪。

程蝶衣戒烟一节，第一次拍完陈凯歌就说可以了，张国荣不满意，要重拍一遍，连续拍了几次之后，他砸玻璃砸的太狠结果把手指削去一块肉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张国荣却笑着说没关系，这一回终于拍好了。

《霸王别姬》京剧老师张曼玲记得第一次到片厂时，张国荣在那里压腿，史燕生问他：“张先生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呀？”他说：“没事，练的。”后来才知道，张国荣当时正发着近40度的高烧，可他还坚持在压腿、跑圆场，练水袖、扇子、兰花指。

张国荣拍戏时总是会自掏腰包请工作人员吃饭，《霸王别姬》也不例外，当时正值盛夏，他还包办了剧组的水果和冷饮，没有他的戏份时也兴高采烈地带着西瓜去片场慰问。5月下旬，正赶上北京罕见的高温。摄影棚高达40多度。张国荣见剧组人员个个大汗淋漓，难免心疼。拍摄间隙，他趁大家不注意，遛出去花了300元买了一箱冰棍儿。拍摄结束时他恋恋不舍，又一次做东请全剧组吃饭，席间难过得忍不住流泪，跟每一个人对饮，喝了三杯茅台十二杯白酒，素来不擅饮酒的他回到房间后呕吐了四个小时爬不起身。张丰毅和巩俐都劝他说以后还有相聚的机会，张国荣说：不同了，以后就算再见，寻不到这份心情了……

张丰毅和张国荣不但同姓三分亲，而且同年同月生，张丰毅比张国荣大11天。当年两人共度本命年，张丰毅赠给张国荣一条红绸带让其系在腰间，用来“避邪”。

片中程蝶衣是杨立新配音的。尽管张国荣提前3个月到北京练普通话，拍摄过程中，已经能用很流利的普通话与大家交流了，但后期制作时还是发现广东味太重。不过，陈凯歌为了让张国荣的努力在剧中有所体现，在程蝶衣嗓音处于“失真状态”时，还是有两场戏保留了张国荣的原声：一场是程蝶衣神志昏沉抽大烟的戏，还有一场就是他与葛优饰演的袁四爷在后花园舞剑之时，醉后所唱的。另外，由于国际电影节有一个要求——必须使用演员的原声，为了《霸王别姬》能扬名海外，杨立新甘愿做一个幕后英雄。

《霸王别姬》中，张国荣、张丰毅扮演的程蝶衣、段小楼成名后还挨师父打的戏至今让张丰毅难以忘怀：“原本导演说穿着衣服打，我觉得要表现出挺大的一个老爷们还像小时候那样，把屁股露出来让师父打，意思才对，所以主张脱裤子。张国荣当时就不情愿地说‘我可不光屁股’。我说‘我不在乎，我来’。可等到实拍，板子打下来，我真是疼得脸色都变了。拍张国荣挨打戏时，他拍完就立马起身，别人都上来慰问他。他还强忍着痛劲说‘没事儿，没事儿’。后来，听到有人说‘要不你去医务室瞧瞧吧，上点儿药’。他这才绷不住，真有点儿急了，回头冲人喊‘你把我打出血了’！”

日本兵入城一节，拍到劫后余生的蝶衣，张国荣拍完之后看了回放，建议说蝶衣的化妆应该更凌乱一些才有被蹂躏的效果，陈凯歌表示同意。张国荣要助手过来亲他一下，助手不敢，于是陈凯歌亲自出马，揽过张国荣狠狠亲了一口，把他脸上的胭脂口红抹得杂乱一片，恰如几缕血痕，拍完之后果然效果更好。

姜文当初对于这部戏的确是有向往的，不过他看完剧本以后，表示想演程蝶衣。

《霸王别姬》里的几位客串角色：花满楼一位嫖客是黄磊，红卫兵小头目是吴大维，给蝶衣擎伞的跟班是京剧指导宋小川，庭审的法官是执行导演张进战。

《霸王别姬》当年投资三千万港币，是妥妥的大制作。芦苇给自己开出三万港币的预算，在1990年代初，这是他人生凭借自己才华挣得的一笔“巨款”。此前他在西影厂做编剧，一个剧本，稿费扣去税费，才3700元。

《霸王别姬》的原著小说和主演张国荣来自香港，投资人徐枫来自台湾，导演陈凯歌及其他剧组人员来自大陆，是华语电影集“两岸三地”之大成的伟大作品，在国际上获奖无数，在国内却由于政治因素无法获得官方认可：在中国内地《霸王别姬》由于涉及文革情节，先是全面禁映，在戛纳获奖之后才获准公映，但是不能参加金鸡百花等奖项的评选；在台湾《霸王别姬》被列为大陆电影，不能参加金马奖的评选；在香港，《霸王别姬》倒是没禁映，但是不算香港电影，也不能参加金像奖评选。

豆瓣电影 Top 250 排名第 2 位，仅次于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